在“國競”中“往國”：康有為論德國突起與世界次序的未來
作者：章永樂（北京年夜學法學院副傳授，德國柏林高級研討院研討員（2014-2015））
來源：《原道》第30輯，陳明 朱漢平易近 主編，新星出書社2016年出書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七月十三日己巳
耶穌2016年8月15日
內容撮要：康有為從頭闡釋的公羊學“三世說”，為其亡命之后思慮國際次序的演變供給了一個基礎框架。在其看來，從“據亂世”向更高階段的演進，是一個在“國競”中“往國”的過程。既然范例總是在普通道理的佈景下才幹成為范例，那么可以通過審視康有為對德國這一具體范例的建構，從頭切進其思慮國際法權次序的普通道理。康有為對德國的贊許不僅僅是一種論戰戰略，而是認為德國工業化進程富含可借鑒的經驗，其政制在列國劇烈競爭的時代具有相當強的競爭力。康有為預測德國將統合周邊各國，重構歐洲區域次序。在平易近初的憲法爭衡中，康有為也一度借鑒德國政制形式，設計憲法草案。康有為對德國的誤解值得反思，但其在“國競”中“往國”的基礎理論，具有“接著講”的價值。
關鍵詞：三世說、平易近族國家、工業化、政制、康有為
日耳曼乎！憑波羅的海、地中海之間，據歐洲之華夏，當百戰沖要之地，氣候多冷，人色紅白，無平地年夜河之界，日在旋渦激刺之中，列國相競，國民苦戰，若我年齡、戰國焉，苦固甚矣。而又有教皇爭權，君主難統一之。以久激爭而日多變，以多變而四迸出，以四迸出而遭怪異，以遭怪異而多考驗，以多考驗而得別緻。廣逾萬里，積凡千年，然后導而引之，放而年夜之；遂以光被四表，橫溢海宇，而有本日披靡地球、凌吞八極之狀焉。
——康有為《日耳曼沿革考》[1]
“百年中強大之必滅者，瑞典、丹麥、荷蘭、瑞士將并于德，……其班、葡初合于法，繼合于英，……而英有內變，或與德戰而敗……”[2]在1913年發行于《不忍》雜志的康有為《年夜同書》中，可以讀到這樣一段對歐洲平易近族國家邊境變遷的設想：合并了瑞典、丹麥、荷蘭、瑞士的德國，將與合并法國、西班牙、葡萄牙的英國之間發生戰爭，而德國將獲得戰爭的勝利。這場巔峰對決將意味著全球次序的巨變——康有為預測，年夜英帝國將分崩離析，印度將會從英國的統治下獨立，成為區域霸權，而德國奪取年夜英帝國的某些遺產，當為題中應有之義。
這個列國不斷戰爭，弱國不斷湮滅的過程，畢竟意味著什么？在康有為的視域中，這個過程具有兩重性，它既是列國時代自己的必定特征，也是超出列國時代、邁向年夜同的必經過程。中國從年齡戰國的列國時代邁向秦朝統一的歷史經驗，為康有為供給了思慮世界次序的基礎參照。而《孔子改制考》中即已成型的新“三世說”論述，則為其亡命之后對列國的考核供給了基礎理論框架。1871年統一的德國，在很年夜水平上是作為一個勝利的案例，被接納進“三世說”框架，并在此中獲得了一個獨特的地位——德國不僅是列國時代后來居上的新霸權國家，還是通向年夜同志路上的一個路標，其自己的國家建構過程為各國超出列國時代供給了某些獨特的思惟和軌制資源。在康有為看來，從“一統”回歸“列國”時代的中國，可以借鑒德國的經驗，以更好地適應列國時代，并為超出列國時代作需要的準備；當然，在當下的“國競”之世，他更愿意將重點放在前者之上。
對德國體現的二重性的認識，是康有為在戊戌變法之后的亡命過程中逐漸構成的，但在亡命之前，德國已經是一個給他形成極年夜安慰的國家。1897年11月14日，德國收兵侵占膠州灣，引發朝野震動。康有為向清廷進呈《外釁危迫，朋分迭至，急宜及時發憤，革舊圖新，以少存國祚折》，史稱“上清帝第五書”，但未能到達光緒帝手中。康有為不得已，替御史楊深秀草擬了《請聯英日以制德氛而堅俄助折》，主張聯結英國和japan(日本)，抵御德俄。不久，發生德國兵士滋擾即墨孔廟事務，震動朝野。康有為趁機串聯朝野士子，掀起新一輪的上書熱潮，最終促使光緒痛下決心變法。戊戌變法掉敗，康有為亡命海內，終于有機會實地考核這個曾給他帶來很年夜安慰的新興霸權國家。他在1907年的《補德國游記》中說本身“九至柏林，四極其聯邦，頻貫穿其數十都邑”。[3]但在1907年之后，康有為還往過德國。據其女兒康同璧的統計，康有為經過柏林總共有11次之多。[4]他在德國游歷過幾多城市呢？筆者根據《德國游記》和《補德國游記》略作收拾，就已經達到二十多個：柏林、慕尼黑、漢堡、基爾、德累斯頓、萊比錫、亞琛、卡塞爾、威斯巴登、賓根、科隆、科布倫茨、美因茨、波恩、馬格德堡、卡爾斯魯厄、路德維希堡、斯圖加特、埃森、烏爾姆、康斯坦茨、曼海姆、波茨坦、布倫瑞克……當時的德國國土面積54萬平方公里，接近1997年川渝分治之前的四川省面積，明天的德國經歷兩次世界年夜戰，國土面積則已年夜年夜縮水，相當于我國云南省鉅細。康有為在德國的游歷，基礎是在明天的德國邊境線內，而在東普魯士周邊（今波蘭境內）考核較少，但其足跡所至，密度卻甚為驚人。康有為旅跡廣泛五年夜洲，但對一個國家有這般年夜的精力投進，可謂絕無僅有。
康有為從考核中得出的結論也頗令古人驚異——作于1907年的《補德國游記》這般評價德國：“德政治第一，武備第一，文學第一，差人第一，工商第一，途徑，都邑，宮室第一。甚至相好第一，音樂第一。甚至全國山川之秀綠亦第一。”[5]盡管在康有為之前赴德的清朝士年夜夫斌椿、李鳳苞、洪鈞、許景澄、張德彝對德國也頗有贊譽，但似乎沒有哪一個像康有為那樣，這般毫無保存。
康有為對德國的極端美譽，當然跟德國在20世紀初國勢的進一個步驟上揚有關。但更主要的是，放在當時的語境下，康有為還有一個分歧于後人的旨趣：他正在與反動派進行劇烈論戰，需求證明在當下的歷史階段中，君主立憲優于共和，落實到其歐洲游記的寫作上，就要從君主立憲國比共和國更為繁榮的事實，反推君主立憲國途徑更為優越。而反動派論述共和的精力資源重要來自american與法國兩個國家，前者的GDP在1900年已居世界第一，康有為無法否認american的繁榮，于是對其進行了特別化處理：共和制之所以在american有用，系因american有特別的條件，故american的勝利并不表白1對1教學共和的廣泛有用性；[6]而管理績效不甚幻想的法國，就成了康有為重點“打擊對象”。當然，用以打擊法國的兵器，既可所以英國，也可所以德國，但康有為最終選擇了凸起德國，緣由在于：1.英國是老牌歐洲霸權，其成績有較長歷史積累，而德國統一不過三十多年，即獲得驚人成績，甚至已經在挑戰英國霸權，可以更無力地表白君憲之有用性；2.英國發跡于易守難攻的海島，德國突起于歐洲年夜陸“百戰沖要之地”，[7]中國的地緣政治條件更接近于德國而非英國，比擬之下，德國經驗無疑更值得參考；3.具體到與法國的關系上，盡管19世紀英國在海內殖平易近地的爭奪中屢屢擊敗法國（好比對埃及的爭奪），但普魯士軍隊畢竟長驅直進巴黎，德意志第二帝國是在巴黎宣布成立，這可以更直接地反襯出法國之頹勢。可是，康有為對德國的贊許，不僅僅是一種論戰戰略。康有為不僅密集考核德國，並且留下大批與德國相關的筆記與政論文字：不僅有《德國游記》和《補德國游記》兩篇直接記錄旅德考核成績，更有《日耳曼沿革考》考核德國與奧匈帝國所共享的從日耳曼部落到神圣羅馬帝國的前史；《物質救國論》中大批篇幅直接介紹德國的經驗；在希臘、土耳其、丹麥、法國等國游記中，都有一些觀察或對比直接觸及德國。更主要的是，游歷德國所構成的判斷，最終實實在在地影響到了康有為的政治行動。在一戰期間，康有為以德國非常強年夜為由，反對中國參加協約國作戰。年夜致可以說，在一戰德國落敗之前，康有為確實真誠地信任德國代表著新的世界潮水，應當成為中國學習的榜樣。既然范例總是在普通道理的佈景下才幹成為范例，那么我們就可以通過審視康有為對德國這一具體范例的建構，從頭切進其思慮國際法權次序的普通道理。[8]
一、從“眾小競爭”到年夜國爭雄
1904年是康有為歐游之始。在漫游意年夜利那不勒斯、羅馬、米蘭等城之后，5月16日，康有為從瑞士坐車進進德國，在康斯坦茨下車，泛船博登湖，此后又坐車進進巴伐利亞，抵達慕尼黑。慕尼黑是他訪問的第一個德國年夜城市，在他眼里，這個城市途徑寬廣整潔，宮室新麗，勝過倫敦、巴黎、那不勒斯等城市。而德國人的管理，在他看來可歸納為四個字：“嚴肅整齊”，可謂“冠絕歐土”。[9]
無論是普法戰爭，還是俾斯麥統一德國的戰爭，不過是一兩代人之前的工作，在德國隨處還能見到當年列國爭雄的遺跡。在其1907年《補德國游記》中的《來因觀堡記》中，康有為記錄了本身沿著萊茵河觀光，一路考核河兩岸的堡壘的經歷。這些不久之前還在應用的堡壘在德國統一之后就已經廢棄，這引發了康有為深深的感歎。中國人“生于一統之國，萬千里無一戰壘，平易近多老逝世，不見兵革，父子夫妻相保，以長子抱孫”，而歐洲人兩千多年來列國并立，戰亂不斷，比擬之下，中國人可以說是幸福得多。但是“禍福無門，得掉相召，歐人以競爭致本日之治，乃反有以過我者”。[10]從“眾小競爭”中，產生了新的歐洲文明，深入地改變了世界的形勢。
由于地處嚴寒之地，生計艱難，條頓平易近族的突起晚于希臘、羅馬之后。法蘭克王國樹立，但國土反復朋分和分封，導致君權式微，與“專尚帝制”的東羅馬帝國構成鮮明對比。[11]到了近代，更是構成了“眾小競爭”之勢。康有為在1904年《德國游記》列出了貳心目中的“日耳曼三杰”：路德為“教門之杰第一”，康德為“哲理之杰第一”，俾斯麥為“功業之杰第一”。列舉這三者，直接目標是證明“日耳曼人才之盛”。[12]但令人驚異的是，康有為不僅認為路德是三者之中最主要的人物，甚至認為路德的主要性，超過亞歷山年夜、凱撒、拿破侖、希臘七賢、哥白尼、培根、哥倫布、瓦特、富蘭克林、達爾文等偉年夜人物。路德何德何能，配得上康有為這般盛贊？作為孔教的改革者，康有為特別關注基督新教的奠定者路德，并不令人不測。可是假如仔細閱讀，可以發現康有為評價路德的標準實則非常怪異——在康有為看來，路德之偉年夜，不在于統，而在于分——他的宗教改造使得歐洲變得極其碎片化。新教的突起，年夜年夜減弱了舊教的勢力，促生了曠日耐久的宗教戰爭，在此過程中，不僅教皇的權力弱弱，神圣羅馬帝國天子也日益虛弱，歐洲出現無數獨立的政治單位，在均勢之中，構成了本日的“萬國公法”，即國際法。新教的出現，也年夜年夜沖擊了舊教對教導的壟斷，于是新學發揚光年夜，為新文明奠基基礎。康有為絕不諱言，歐洲的宗教戰爭極其殘酷，尤其是17世紀的“三十年戰爭”，“德平易近經此久戰，城邑荒蕪，工商凋零，國弊平易近窮。垂至于俾士麥未統一以前，德平易近之困苦凡三百余年，役屬于法，不克不及自振。”[13]
由此來看，路德決裂歐洲，可謂形塑了歐洲新文明的演變路徑，為俾斯麥的事業設定了基礎條件，俾斯麥所締造的德國，當然也具有歐洲新文明的基礎特征。但對于養育路德的德意志區域來說，路德的改造所形成的起首是宏大的破壞。假如沒有俾斯麥領導的德國統一，歐洲樹立在“眾小競爭”基礎上的文明形態不會有太年夜變化，只不過在歐洲的列國爭霸格式中，德意志諸邦只能處于邊緣位置。就此而言，俾斯麥作為“功業之杰”，對于德國的突起具有直接的意義。
路德宗教改造毀“一統”，歸“封建”，又何故催生當代歐洲文明？在作于1906年的《日耳曼沿革考》中，康有為從五個方面進行了總結：1.封建貴族制約君權，為立憲之政奠定；2.封建勢力眾多，彼此牽制，難以彼此滅國，于是“競爭則思變而求進，于是政法日加改進，鄰國亦妒而不克不及下，于是相師；互競互師，日變日長，如水漲則堤高，堤高而水愈漲，攻防迭用，無有已時。故弊者日往，而精者日新，此歐政之所以日善也。”3.各國難以攻滅，導致了年夜規模海內殖平易近，新的空間則使新理、新學進一個步驟廣年夜；4.封建制下有世爵者彼此競爭，導致了宮室和器物的改進；5.因無帝者一統，不受拘束城市得以保存，同等、平易近主、共和之制由是而生。[14]一言以蔽之，列國競爭是當下新歐洲文明的發展動力。
以上第四點看起來比較瑣碎，讓人懷疑能否可與其他四點在統一立體上。但這其實是康有為通過親身游歷所獲的一年夜心得。他在德國各城游覽，所見最多的就是各類宮室建筑。德國幾乎每個稍年夜點的城市，都有“體制瑰奇，斗新競異”的宮室。比擬之下，中國“惟卑宮陋室最為近蠻，且衛生不宜，無一是處”。但這一反差有著深入的歷史本源：“自孔子削往百祀，不語神怪，而神權不昌。孔子既惡封建之專橫，尚卑宮而譏建筑，又立一統之義。漢后封建永廢……將相皆起自凡庶，侯封僅列為虛爵位，卿士皆無有世祿，貧困不克不及年夜舉。至唐慧能說佛，直指本意天良而罷棄禍福。朱子則幾為無鬼論矣。寺廟皆市里君子婦女為之，少有士年夜夫出力為之經營。神、侯兩怪掃除久矣，故宮廟皆無。唯一皇帝宮闕規模廣年夜，實冠年夜地。然以無與競爭，故絕不精麗。而皇帝之宮闕又非卿士、凡庶所敢摹擬，而卑宮尚簡之經說又復為人所尊，不敢因事宜而易之。”[15]在康有為看來，中國在宮室建筑方面的落后，緣由恰好在于很早就廢除了神權和封建，實現了君主的一統，沒有人敢于和君主在宮室上競爭，而君主一旦遭到崇尚簡樸的哲學或風氣影響，在本身的宮殿營建上也不會用力，于是整個國家的宮室建筑就乏善可陳了。而在歐洲，長期以來，封建貴爵與教會勢力眾多，各方都年夜建宮室，宣示財富和氣力，是以就構成了許多優美雄偉的宮室建筑——從中國人習慣的觀察視角來看，這當然是封建貴爵與教會掠奪的平易近脂平易近膏。但誰能想到，歐洲人居然走收工商文明的門路，財富不斷積累，盡管貴爵與教會極盡奢華，平易近眾竟能安然蒙受？
在非毀滅性的列國競爭環境中，各國為了調動資源進行內部競爭，逐漸發展出精細的管理方法；而在一統的時代，由于競爭的消散，管理方法反而變得集約。在《德國游記》中，康有為摘錄了一則德國巡警章程，列舉出此中差人對社會方方面面的治理，好比限制集會，不許學生進店飲酒，小販必須帶執照等等。這般細致的規定，讓康有為想起中國封建時代“治及纖悉”的周禮。[16]康有為更是留意到，德國各行各業都有嚴密的治理規則，請求業主獲得許可執照，雇員獲得相應的資格證書。[17]而這在中國是難以想象的。在一統之世，中國老蒼生有著極年夜的不受拘束，營業、建屋、經商、習工、開學、為醫等等方面，都不需求官府許可，臣平易近平時跟官府打交道的機會很是無限。康有為比較了japan(日本)、american、德國、英國、法國、意年夜利與中國的稅收，斷定中國老蒼生的稅負遠低于列國。[18]由此發布的結論是，生涯在一統之世的中國老蒼生實際上比歐洲人更不受拘束，也是以，法國年夜反動的不受拘束主張在中國并沒有太年夜意義，中國并不存在領主對于平易近眾的管束極其細密、壓迫太盛的沉疴，是以也無需采用法國年夜反動這劑猛藥。[19]但另一方面，中國老蒼生比較不受拘束，跟官府的關系很松散，也導致了“平易近氣渙散，平易近質拖拉”，在萬國競爭的時代，碰著“整齊嚴肅之兵氣”，難有勝利抵禦的盼望。[20]
還在“眾小競爭”階段，普魯士就奉行了廣泛義務兵役制，俾斯麥統一德國之后，又將此軌制推廣到各邦。在康有為看來，廣泛義務兵役制一方面年夜年夜增添了武力，另一方面，還帶來別的一個後果，就是年夜部門國平易近受過軍事訓練，是以“精明嚴悍，紀律整然”，年夜年夜進步了勞動力的素質，有利于工商業的發展。[21]康有為提議在中國引進德國的義務兵役制，舉國為兵，既晉陞軍力，更晉陞平易近氣。
康有為在此所說的“不受拘束”，具有極強的消極不受拘束的意涵，是老蒼生不受官府干預的不受拘束。康有為凡是以平易近權來指稱參與政治的積極不受拘束。他當然認為歐洲列強在平易近權建設方面走在中國的後面。可是，歐洲列國競爭擴年夜國內平易近權的過程，恰好表白平易近權并非免費午餐，其擴張恰好會導致免受官府干預的不受拘束的削減。康有為針對晚清的君憲運動指出，“立憲之后，恐更有減輕征稅、密增法令之事。”[22]在《物質救國論》附錄《論省、府、縣、鄉議院宜亟開為百事之本》中，他論述了開處所議院的兩年夜效能：第一是籌款，議員基礎上是士紳，向他們賦權，同時也意味著他們將蒙受更重的財產負擔；第二，推舉專門的交際人才，改變今朝的交際由親王、宰相兼任的局勢。[23]擴年夜政治參與的目標是為了溝通高低，達到更好的國家管理。而這當然也意味著國家對臣平易近生涯的更細致的干預和治理。
“眾小競爭”的重點不僅僅在于“競爭”，也在于“小”。因為政治單位很小，所以可以做到“路況靈便，政化易感，風俗易激，相師相忌，相扶相迫，而交相進化于無已也。”[24]而這恰是德國集中展現出來的歐洲新文明的基礎。一些中國論者認識到歐洲從“眾小競爭”中產生新文明的邏輯，同時認為中國若要融進這一新文明，需求重走歐洲當年的途徑。而從康有為的目光來看，這完整是刻船求劍之舉。當其門人梁啟超、歐榘甲宣傳廣東獨立的時候，康有為絕不猶豫地予以呵叱。他指出，國家之間的競爭正在升級，歐洲的小國正在逐漸合并成年夜國，在年夜國威脅之下，小國的保存已成為一個嚴峻的問題。康有為以印度因內部門裂而終滅亡瑜伽教室于英國的例子強調，中國應當加強內部團結，努力于“外競”，假如出現內部門裂，反而會導致列強乘虛而進，各個擊破，最后將中國變為殖平易近地。[25]
康有為更通過德國與奧匈帝國的對比，強調了年夜國競爭時代國家內部整合的主要性。在《日耳曼沿革考》中，他尖銳地指出，奧匈帝國之所以落后，焦點緣由恰好在于其內部整合水平太低，有14種語言，10種文字，而德國通行德語，有四種處所口音，但普魯士口音獲得了普及。奧匈帝國語言文字欠亨，年夜年夜增添了國家的運作本錢。天子和仕宦不得不學多種語言。在軍隊里面，官與兵，兵與兵之間經常無法溝通，導致戰斗力低下。[26]可是，由于平易近權年夜盛，哈布斯堡天子不敢在帝國境內奉行統一的語言文字，而德國皇權比奧匈帝國天子更強，所以在全國奉行了普魯士口音，普魯士之外的其他邦國縱有不滿，也無法對抗。
何故平易近權年夜盛導致哈布斯堡天子無法奉行統一政策？康有為《補奧游記》在議會政治中發現了中間的傳導機制：“其在議院也，十四瑜伽場地州各自為政黨，各日月傾軋爭政權。于是奧當局無能數月者，于是奧政治無一能舉者，于是坐視其強鄰故藩之德日新月盛罷了，則袖手待亡。蓋國主無權，而數十黨劇爭，雖百萬億裨斯麥無所用其力。于是宮室之偉麗，作廠之單一，國富之財力，只為亡國之具罷了。”[27]1912年的《奧政黨考》進一個步驟重申了《補奧游記》中的發現，康有為指出，奧國有18個政黨，“各私其州人”，[28]而各州“風俗不親，語言分歧”，各州之“私”，無法通過議會政治的平臺，勝利轉化成為國家的“公”。其時重生的中華平易近國正面臨著政黨蜂擁而起的局勢，康有為貶奧而揚德，可見其對平易近國議會政治導致處所之“私”風行的深深擔憂。
德意志各邦享用了“眾小競爭”的紅利，并在競爭升級的19世紀，構成統一國家。在俾斯麥的領導之下，德國自立于歐洲列強，并以逐漸增長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為基礎，開展全球性的霸權競爭。德“國力既實，工商日興，乃慕英、法屬地之富，俾士麥乃年夜倡殖平易近之策，始啟非洲，垂涎于吾膠。”[29]德國以極快的速率擴展本身的海軍，開辟海內殖平易近地。康有為在柏林的“屬國博物院”目擊德國對于本身的帝國事業的誇耀，膠州的海關道旗被作為戰利品，與一堆非洲戰利品放在一路，令向來鄙視非洲黑人的康有為憤怒不已。在波茨坦的“阿朗賒理宮”，康有為目擊德國于1900年從中國掠奪的元朝郭守敬制作的渾天儀、紀限儀等地理儀器，更是黯然淚下，作長詩一首，銘記國恥。[30]顯然，他推重德國，意在推動中國通過借鑒德國的治道，在列強競雄的時代自立自強。
二、物質之盛
康有為在作于1904年的《物質救國論》指出：“科學為救國之第一事。”[31]又云：“夫人性之始，國勢之初，皆造端于實力。其文學、哲理之發生皆其后起，既強盛之后，而后乃從而文之。故物質學乎，乃一切事理之托命。若有高山矣，而后可舞蹈踐蹈；有巨艦矣，而后可臨陣賦詩。若皮之不存，毛將焉傅？故無新物質學，則軍國平易近無所托依以為命，而被人吞割，何復如此？”[32]
戊戌前后康有為對于平易近權的熱切關注，在其亡命之后日漸淡化，而對物質氣力的關注日漸上升。這一變化有深入的緣由：1.戊戌之時，康有為可謂朝野極為激進的平易近權派，重要對手是反對變革的守舊派，而在亡命之后，其重要論戰對手已經變成了比本身更為激進的反動派，此時高談平易近權能夠恰好會為反動作嫁衣裳。2.周游列國的經驗，使得康有為對“國競”的殘酷性有了更為親身的體會，對一國而言，假如沒有足夠的物質氣力以自存于列國時代，非物質文明的進步就無所依傍。而平易近權建設與物質建設的關系，也絕非前者促進后者那么簡單，相反，良多時候是反過來的：必定的物質基礎，才使得平易近權的擴年夜成為能夠。如議會軌制之所以能夠年夜行于世，“實因物質發明，鐵路、電線之縮地為之”。[33]科技進步使得以往感觸感染到的遼闊的空間變小了，而使得代議制當局成為能夠。從這一道理出發，在康有為授予德國的無數個第一之中，工商第一無疑處于基礎地位。
康有為第一私密空間次進進德國，在慕尼黑逗留時，即被慕尼黑的啤酒所觸動。第一是口胃佳。“吾飲歐美各國之啤酒矣，皆略有苦味，不宜于喉胃，惟貓匿之啤酒進喉如甘露，動人肺腑，別風趣味。”第二是杯子年夜。“其飲啤之玻杯奇年夜如碗，圓徑三四寸，有高八寸而圓徑二存，初視駭人，全歐美所無也。”第三是飲風獨特。往德國餐廳里，不飲酒反而要多收一馬克。獵奇之下，康有為也開始喝慕尼黑啤酒，最后喝上癮了。他觀察到，啤酒無益于國平易近安康，度數比威士忌要低得多，多飲也不易損害身體，適量飲用更是美容美顏。“德人顏如渥丹，儀表壯偉冠絕全國，則啤酒之功之賜也。”[34]支撐德國好酒之風的是一個龐年夜的啤酒工業：“酒場二萬五千，雖釀二千四百萬樽，費麥九十六萬噸，每噸可造酒二十五樽，普十之六，巴威十之三，均勻每人飲二十加侖，全國皆謂德人好酒。”[35]
德國的啤酒工業給康有為帶來了最後的觸動，而此后參觀克虜伯炮廠、游各地博物院、造船廠等經歷，更使康有為堅定了對德國經濟實力的信念。他留意到，德國地盤貧瘠，雖然工業化使得農業產量年夜年夜增添，但糧食仍無法自給，需求大批進口。但在其他方面，德國的各項指標都相當可圈可點。康有為對德國與英、法進行了多項對比。如在蒸汽動力上，德國是765萬匹馬力，英國是1297萬匹馬力，法國只要491萬匹馬力；在船舶噸位上，德國是155萬噸，英國是896萬噸，法國只要89萬噸；德國的鐵路歷程達27850里，僅次于american，居世界第二，超過英法兩國的20900里；德國的商品輸出為3億75000萬磅，比法國多出7000萬磅，而在普法戰爭之前，法國的商品輸出量占優。[36]在各項指標對比中，康有為凡是會決心強調德國對法國的超出，旨在給讀者形成法國經濟沒落的印象，其進一個步驟的目標是為了論述德國管理得法，法國空談不受拘束誤國。同時，他也熱衷于做縱向對比，指出德國的經濟增速驚人，本日的各行業的產量，往往數倍、十數舞蹈教室倍甚至數十倍于幾十年前的產量，以佐證其對德國國勢蒸蒸日上的判斷。
在德國的工業產品中，康有為尤關心最高真個產品——機器：“德百物皆廉賤，機器又優美，欲購機器及歐物莫如德矣。”[37]“德國制造”價格比英國能廉價三分之一，比american廉價一半。要采購機器裝備，德國是最好的貨源地。康有為建議，中國朝廷和平易近間公司都應該在柏林派采購代表，可以省年夜半價格。
不過，康有為同時也留意到，當時英國人依然蔑視德國貨。德國貨在英舞蹈教室國的名聲，與明天中國貨在歐洲的名聲類似。這里有一個主要的佈景：1887年8月23日，英國議會通過了欺侮性的商標法條款，規定一切從德國進口的產品都須注明“Made i1對1教學n Germany”。“德國制造”由此成為一個法令新詞，意味著遠不如英國貨的冒充偽劣產品。但是，到了二十世紀，英國人依然這般歧視德國貨，康有為就深感不服。他指出，英國人的惡意評論，目標在于損害德國貨的聲譽，以保護本身的產品市場。但不論英國人若何詆毀德國產品，“德國制造”后來居上的態勢難以阻擋：“……今德工商業馳騁亞、歐、非、美之國，年夜奪英商之業，無在不勝，實以美而廉也。”[38]在康有為的其他歐洲游記中，也會在貌似不經意之間提到“德國制造”在這些國家的影響，此非偶爾。
20世紀初的“德國制造”為啥這般勝利？康有為從幾個方面思慮了德國工業突起的緣由：“完整之教，專門之學，豐厚之資，勞動之力。”[39]“完整之教”和“專門之學”都關乎德國的教導，並且二者緊密聯系在一路：“德國學之尤有實效者，尤在實業，職工學業。其當局專獎勵工商，凡有一工業，即設此業之專門學校，使學問之理論與實業之練習合同而化，工人皆有新學之知識而創新改進，學人皆有實測之試驗而不蹈空洞論。”[40]
康有為通過與英國的比較，凸顯出德國在教導上的競爭優勢：“英人昔無工商專門學，故以百年工藝先進國驟為德國爭長，近亦師德而增立矣。”[41]就是說，在工學和商學的教導上，德國人“逆襲”了英國。英國為什么沒有“工商專門學”呢？明天我們了解，這是因為英國的正式教導體制貴族氣很重，牛津劍橋的大族後輩們更是看不上工廠里的工匠們——康有為在其英國系列游記中，對牛津劍橋學生的風氣也有劣評。[42]另一方面，英國企業里的工匠們不懈地研討技術，研討到必定水平，難免碰著道理上的瓶頸，但英國正式教導體制不回應企業所提出的問題。產學研一脫節，進進19世紀末化學與電氣工程時代后，英國雖然能有個別優秀的工業企業，但難以產生優秀的工業企業集群。比擬之下，德國買通了校園和工廠，實現了產學研一條龍。不僅年夜學里年夜興工學教導，上年夜學無看的窮人也可以進進職業技術學校，成長為有必定理論修養的技術人員。就此而言，康有為對德國工商教導的判斷，完整立得住腳。
就“勞動之力”而言，康有為留意到德國生齒的敏捷增長，普法戰爭時德國生齒是2700萬，到20世紀初，已經繁衍到6200多萬，翻番不止。德國生齒不斷向外遷徙，擴展德國的工商影響。康有為說，荷蘭人與瑞士南方人基礎上是德裔，比利時德法參半，奧匈帝國有一千兩百萬德裔，“最富貴多才而有權”；倫敦六百萬人中，德裔占到一百萬。american紐約、芝加哥德裔都超過百萬。德國人在俄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土耳其等國的工商界都有極年夜的影響力。歐洲德裔總生齒過億，遠超拉丁與斯拉夫平易近族。[43]康有為指出，1840年之時，法國生齒過于德國，但到本日，法國生齒不到4千萬。[44]就誕生率而言，“法每千人五年中，生二百二十五人，英則三百零七人，德則三百七十八人。”[45]法國之所以生齒增長緩慢，除了康有為所小樹屋認為的軌制和途徑劣勢之外，還有一個獨特的原因：“聞法婦女，皆尚不受拘束，不樂有子，故以隳胎為事。”[46]墮胎風行是婦女束縛的結果，在這方面，法國又走在英國和德國的後面。男女同等是康有為筆下“年夜同”的特征，但是在“國競”之世，女人不愿生子，國家沒有足夠生齒，競爭力就會減弱。是以，若何避免“抑女過甚”，同時又對當前的婦女“獨立之勢”有所協調，是令康有為非常糾結的問題。[47]但無疑，在他看來，德國恰好得益于較為守舊的社會風氣，以致于生齒能繁衍眾多。
除“完整之教，專門之學，豐厚之資，勞動之力”之外，德國的工業勝利還得益于產業的組織化，康有為稱之為“工業連合之法”，高低游產業經常抱團，一路做年夜本國產業，擠垮外國同類產品。康有為提到了造船業與鑄鐵業的聯合，而鐵路部門也盡力為這種聯合減少運營本錢。[48]從明天的目光來看，康有為確實捉住了德國工業體系的一個焦點優勢。英國外鄉的工業體系遭到年夜英帝國擴張的影響，良多產業是在全球進行產業鏈布局，其投資活動受全球市場的波動影響較年夜。而這形成的結果是，盡管英國企業可以從全球許多處所吸取利潤，但外鄉產業的彼此整合水平較低，一旦帝國事業出現波動，其產業受影響也很年夜。德國在帝國事業上是一個晚來者，并沒有廣闊的海內空間可供產業布局，德國企業還要和英、法、美等國的企業進行劇烈的競爭，而這恰好促進了德國工業的組織創新，各產業實現更為緊密的整合，下降買賣本錢，進步生產率。[49]
德國人還構成了成熟的通過交通促進技聚會場地術創新的軌制。他們很善于搞商品買賣會、博覽會，甚至讓制作器物的技師和學者親自來現場推銷，一是看別人的反饋，二是看同業的創新進展，“既以迎人之意向，又以比較而得進化焉。”[50]這種競爭和交通機制促進了技術進步，加速工業轉型升級。最后的結果，就是“無在非學問，無人非學人”、“既善分業以專而致其精，又能合業以核而省其費”。[51]康有為已經貶損過英國，在此不忘把法國人連帶著批評一通，說法國人善于搞理論，但不善實業，社會中人人爭當醫生和律師，這一傾向對國家參與國際競爭相當晦氣；畢竟一個國家實力要下臺階，還是需求樹立強年夜的工業。
在宏觀經濟政策層面，康有為觀察到：“德當局主干預，而德人甚愿之。蓋國爭之世，雖有私家之發憤、年夜群之協力.更必有當局保護，三者合而后事業成：若開礦、河，鐵路、航線，皆賴當局之力。有謂德人異于法，欠好平易近權不受拘束，而高低得以相成。蓋凡事皆貴調和。當平易近權不受拘束盛極之世，上如標枝，平易近如野鹿，豈能合而與外競爭？方今新世不患專制，故德人高低協力。適以見效。”[52]沒有證據表白康有為在旅歐時閱讀了李斯特的國平易近經濟學，但這段論述表白康有為極其重視當局對于經濟的組織感化。而這恰是其《物質救國論》中潛躲著的傾向——因該論提出的種種改良中國物質生產的提議，都有賴于清當局往牽頭組織。
當然，康有為最后的反思還是落在中國上：“若我國學者，尤為看空，好談哲學文章而輕鄙工商，故機藝尤絀。”[53]康有為批評清廷主事者眼光不夠長遠，滿足于購買外國艦艇、槍炮，卻沒有努力于在中國樹立起成型的軍事工業，而外國的技術不斷進步，本日購買的兵器裝備，到明日就變得陳舊，不勝年夜用。[54]而要樹立起中國本身的工業體系，就需求技術、人才和資金。技術和人才的獲得，第一靠留學，第二靠延請東方名匠。就留學而言，康有為提出“職工學宜往德”。德國的職業技術教導體系最為完全和成熟，並且物價比英、法、美各國廉價，中國應調派大量留學生往學習。[55]同時，在國內年夜興物質學，開設實業學校，聘請外國名匠前來講學，小學教導增設機器、制木二科，年夜興博物院、型圖館、制造廠，開設分業職工學校，多舉辦賽會（商品買賣會、博覽會等）。最后，要用好海內華僑氣力，與內地構成工商上的彼此呼應。[56]通過這些基礎設施和軌制的建設，中國可以較快樹立本身的工業體系，增強國力，改變落后挨打的位置。
用明天的網絡語言來說，康有為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工業黨”。以往的論者多凸起康有為的經學家、政論家的成分，而實際上他又是一個投資家、企業家。他把握著保皇會的資金，投資廣泛地產、路況、出書等多個行業。1906年，他前去墨西哥托雷翁市炒房地產，又開辦一家華墨銀行，接收墨西哥華人存款，投資于房地產和路況。1913年回國之后，又在上海炒土地年夜賺了一筆。盡管他沒有真正在制造業投資，但對于制造業的運作道理，了如指掌。沒有這些從身體力行中獲得的“物質學”修養，我們就很難想象他在剖析問題時，能這般清楚地看到經濟與政治之間的復雜關聯。
三、政制之妙：從“國競”到“年夜同”
在康有為看來，物質文明雖為德國國力的基礎，但假如沒有德國政制的保駕護航，德國的物質進步很難想象。在1904年《德國游記》中，他是這般論述德國政制的：“茍未至年夜同之世，國競未忘，則政權萬不成渙散。否則其病痿而不舉。但具虛心以研全國之正義，鑒實趾以考得掉之軌涂……遂覺德為舊式，頗適當代政治之宜；而英、美亦若瞠乎其后者，微獨法也。”[57]這是康有為對德國政制的評價中寫得最為直白的一句話，他認為德國政制甚至比英、美都好，更不消說他決心貶低的法國了。我們年夜致可以這樣歸納綜合康有為對二十世紀初德國政制的認知：它是一個君主主導的政制，政黨和議會所的感化比較弱，內閣對君主而非議會負責；雖然德國實行聯邦制，但邦單位較小，並且各邦已被普魯士整合進了一個中心集權化的政治過程。俾斯麥行政經驗豐富，手段老到，實現了德國的統一，打贏普法戰爭；年輕的威廉二世強迫俾斯麥上臺，年夜權獨攬，進一個步驟加強了德國政制行政主導的特征和中心集權化的傾向，作為一個“英主”，他領導德國繼續前進，國勢蒸蒸日上……。
強勢君權是德國憲制的焦點。與英國國王分歧，德國天子并非“虛君”，而是把握著聯邦層面所有的的行政權和軍權，可以自立錄用輔弼，而不用顧慮帝國議會之中誰是多數黨。在俾斯麥領導德國的時代，威廉一世充足信賴俾斯麥，是以君主對行政權的主導，最后表現為輔弼對于行政權的主導。可是，俾斯麥擁有的宏大權力，在很年夜水平上依附的是威廉一世個人的信賴。在威廉二世下臺之后，很快就罷黜了俾斯麥，而后續的輔弼，無非就是威廉二世的輔政人員罷了。
在《德國游記》中，康有為繪聲繪色地講述了威廉二世驅逐俾斯麥的故事：先是威廉二世召見年夜臣，年夜臣懾于俾斯麥威權而敢進見，威廉問俾斯麥君主能否可以見年夜臣，俾斯麥說可以；于是威廉頻頻召見年夜臣，等俾斯麥發現威廉已經成為年夜臣們的領導焦點時，就制止年夜臣進朝見威廉——康有為在此敘述有所夸張，歷史事實是，俾斯麥提示普魯士年夜臣們嚴格留意1852年9月8日發布的內閣指令，這個指令規定年夜臣們向天子直接報告的內容如觸及整個內閣政策時，必須先把報告的內容告訴輔弼。[58]威廉召見年夜臣不得，于是責怪俾斯麥專權，俾斯麥認為威廉併吞了本身憲法所授予的用人行政之權；威廉請求俾斯麥辭職，俾斯麥拒絕。威廉替俾斯麥寫好辭職書，直接闖進俾斯麥家，俾斯麥認為天子直闖其私宅違憲，威廉則問：“吾有權逐汝否？”俾斯麥曰：“此陛下有權，聽之陛下。”威廉迫使俾斯麥在辭職書上簽名，俾斯麥以為本身享有高尚權威，遭到君主罷黜，會引發國中變亂，到時候君主整理不結局面，還會召他歸去，就帶著這樣的僥幸心思在辭職書上簽了字。但威廉已派兵布局，國中無人敢起兵反對。三日之后，俾斯麥不得不“單騎就道”，打包走人。[59]
這段文字描寫充滿傳奇顏色，在最后結尾的時候，讀者還能感覺到作者筆觸中蘊含的稱心。盡管康有為沒有提到像康熙往鰲拜這樣的事例，但其敘事中一些繪聲繪色的敘述，可以顯示他對這一事務的懂得遭到了許多描寫君主若何除往權臣的歷史故事的深入影響，好比說，威廉逐俾斯麥，要“先派兵遍鎮閭巷”，而俾斯麥自負本身被逐會導致國中變亂，看到變亂遲遲未發生，才悵然離開本身的官邸。我們并不明白，當他在寫乾綱獨斷的威廉二世的時候，腦海中浮現的是不是被軟禁的光緒，但至多，這能夠是他內心的一種等待。
康有為在旅歐過程中，在無數細節中看到威廉二世宏大的影響力：他在希臘的科孚島上看到威廉二師的行宮；[60]在柏林的歷代帝王服物之故宮看到威廉二世拜謁耶路撒冷之圖——數百年來，歐洲君主難以拜謁被穆斯林占領的耶路撒冷，而威廉二世是第一個，“借以撫收突厥，大志遠圖哉！”[61]在荷蘭，康有為聽到威廉二世欲以次子與荷蘭女王通婚，借以吞滅荷蘭的故事。[62]共享會議室在《德國游記》中，康有為對威廉二世不吝溢美之詞：“威廉之才，誠英絕冠年夜地者也。”[63]罷黜俾斯麥之后，威廉親自把握年夜權，為防止輔弼當權時間太長而積累起對抗君主的權威，威廉十余年內換了五位輔弼；威廉甚至違反憲法，不經內閣年夜臣副署而直接下詔；議會之中雖然黨派眾多，但黨爭遭到君主克制，不至于妨礙年夜政方針。威廉所干預的政務不僅是聯邦層面的，他經常出巡各邦，對各邦事務發表見解，一朝一夕，邦層面也習慣了這位君主的直接干預。同時，威廉又喜歡統領軍隊，經常三更發號令召集軍隊操練，他對軍事的關注，年夜年夜晉陞了軍隊的士氣與位置，“……德兵之氣象，其霸歐乎，殆必定也。”[64]
在立法權方面，1871年4月16日公布的德意志第二帝國憲法規定，聯邦議會由帝國議會和聯邦參議院組成。聯邦參議院由來自22個諸侯國和3個不受拘束城市當局的58名全權代表組成，議員代表各邦，“其議長即以宰相充之，蓋俾斯麥以開創垂統得之也。”[65]帝國議會則是由全德選平易近通過“廣泛、同等、直接、無記名”的選舉產生。天子有權提早閉幕帝國議會，但需獲得聯邦參議院的批準。帝國議會在帝國憲法規定的職權范圍內提出法案，尤其是財政法案，但相關法案只要經過聯邦參議院的通過，才幹失效。所以康有為說，“德之政權在聯邦議院”，指的就是聯邦參議院的優勢位置。康有為進一個步驟留意到，在聯邦參議院里，普魯士參議員達到17人，排在第二的巴伐利亞只要6人，“普人乃以美言整理諸小邦議員，遂成多數，而各王國以人少掉權。”[66]君主和宰相能主導普魯士議員，普魯士議員主導聯邦參議院，聯教學邦參議院又能制約帝國議會，這就將帝國議會里的黨派政治限制在必定范圍之內。但同時，康有為也并不認為德國的立法機關就是徒具象征意義的橡皮圖章，至多還是有立法與定稅兩項年夜權，“君雖有行政之年夜權，而不克不及出法令之外，故平易近不蒙專制之害。”[67]一位“明察勇敏”的強勢君主和一個有基礎實權的議會彼此補充，“既有議院以平易近權立法后，君主本難專橫，而有賢君專制以行政，則設置裝備擺設適得其宜。”[68]
就聯邦與各邦關系而言，第二帝國立法機關的復雜架構，已足以表白聯邦相對于各邦，已獲得相當的優勢。普魯士是聯邦得以樹立的推動力，其他各邦，領土和生齒都比普魯士小得多。而威廉二世不僅通過聯邦參議院將他的意圖貫徹到各邦。如前所述，他經常巡游各地，對各邦事務發號施令。[69]這就進一個步驟加快了德國聯邦制華夏來潛躲著的中心集權化的傾向。康有為評論說，“……威廉號令全壤，有若中國及俄之帝王。當萬國皆趨憲政時，違之則年夜亂，而德乃由憲政返專制，然乃年夜治，豈不異哉？”[70]
在康有為看來，無論是德國的行政與立法關系，還是中心和處所關系，都蘊含著某些可以進一個步驟推廣的道理。1913年的《擬中華平易近國憲法草案》代表著康有為通過借鑒德國憲法來為重生的中華平易近國進行政制設計的盡力。這部憲法草案是康有為參與1913年平易近國朝野立憲年夜討論的產物，在這場討論中，他和諸多立憲派和北洋派人士一路，站在國平易近黨的對立面。國平易近黨反對總統制，主張實行議會制，將總統變成沒有實權的虛位元首。鑒于當時的輿論主流是參考法國形式，康有為在論述中采取了一個戰略，他宣稱本身以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憲法形式為基礎，結合中國國情做需要的修正。外行文中，也處處避免讀者聯想到德意志第二帝國的憲法形式。但是最后構成的憲制與德國卻極其類似。
在康擬憲法草案中，總統既是國家元首，也是行政首腦，自立任用國務員，自立制訂官制，都不需求經過議會同意，這一點極類似于德國天子的職權；總統可以提出法案，否決議會立法，閉幕議會，但議會不克不及反過來對內閣提出不信賴案，這一點也極類似于德意志第二帝國憲法的設定——盡管憲法并未直接規定天子的立法權，但借助聽命于他的內閣和聯邦參議院中的普魯士代表，天子的立法意圖很少能碰到較年夜的阻礙；相對于行政權力而言，議會共享會議室權力較弱，但依然有幾項極其關鍵的實質權力：制訂法令的權力、定稅的權力、同意當局預算的權力以及對于總統和國務員的彈劾權等。這一權力范圍比德國議會兩院的權力略年夜。
在央地關系上，1913年的《擬中華平易近國憲法草案》對模擬american、以省為單位實行聯邦制表現極年夜的憂慮。康有為指出，american各州分治，但其歷史的趨勢是從分到合，中心集權日益加強。中國底本是統一國家，非要學習american聯邦制，由合到分，有違歷史趨勢。以省為自治單位，則更具危險性。中國的行省[71]從規模上說相當于歐洲的國家，並且路況未便，以行省為自治單位很不難形成處所割據，最后像印度一樣，被帝國主義勢力趁機而進，各個擊破。可是，康有為對德國的聯邦制就比較安心。其基礎的緣由在于，德國的自治單位較小，即使是最年夜的普魯士，也是“地小平易近寡，僅如吾一府耳”。[72]早在1912年冬，康有為就提出了“廢省”的主張。省本為元制，康有為主張前往漢唐的州府軌制，通過劃小處所自治單位，避免處所勢力演變成為封建割據。[73]而就此議，康有為的說法是，“雖德之聯邦乃出自然，非可臨摹，吾更不成裂中國為聯邦，但稍師其意，欲崇州郡之體制耳。”[74]在康有為看來，德制之所以契合于平易近國所需，正因為平共享會議室易近國面臨著極重繁重的國際競爭和國內整合危機。辛亥反動爆發之后，外蒙和西躲分別在俄人與英人支撐下掀起分離主義運動；辛亥反動的路徑年夜年夜增強了處所實力派的權力，新建的中心當局的財權、用人權、事權，相較反動之前的清當局均年夜年夜減弱；議會政黨政治中存在很是明顯的南北對立，難以起到政治整合的感化。既然中國的政黨不成熟，康有為信任，中國實現政治整合的關鍵仍在于一位強勢總統。盡管康有為認定袁世凱在戊戌變法中出賣帝黨，對其人一向持負面見解，辛亥反動之后國家危機的佈景下，他依然將解決危機的盼望依靠在這位北洋領袖身上。站在1913年，回看其旅德歷程，我們就能懂得他的德國論述對中國的意涵。
以上對德國政制的借鑒，重點仍在于強調德國政制適合于當下這個國競之世。但康有為同時認為，德國政制中包括著超出“國競”之世的要素。年齡戰國的歷史可表白，列國時代的霸主，自己就是邁向一統的準備。康有為當然認識到了這一層，但其提出的更具新意的論述是，德國的統一形式，尤其是聯邦制的架構，有利于合小國為年夜國，最終邁向“年夜同”。在《年夜同書》第五卷中，康有為以很年夜的篇幅回顧世界歷史，闡述國家之間沖突所形成的種種慘烈后果。而“欲往國害必自弭兵破國界始”。而要“破國界”，則需求推動兩方面的進步：第一是實現各國“自分而合”，小國逐漸合并于年夜國；第二是“平易近權進化”，改革政治——在此康有為的思慮與康德《永遠戰爭論》類似，即信任國民比君主更傾向于戰爭。具體展開，則“先自弭兵會倡之，次以聯盟國締之，繼以公議會導之”。[75]而聯合邦國有三種分歧的情勢，分別對應于據亂世、升平世、承平世。
據亂世則可召集同等的國家聯盟，康有為舉出的例子如年齡時的晉楚弭兵，古希臘各國的聯盟，19世紀的維也納會議、俄法聯盟、德奧意聯盟等。同等國家聯盟的特征是：“其政體主權，各在其國，并無中心當局，但遣使訂約，以約章為范圍，……主權既各在其國，既各有其私利，并無一強無力者制之，……”[76]而這意味著這種聯盟具有很年夜的不穩定性，很不難因為偶爾的緣由而決裂。
升平世則是“造教學新公國”。康有為舉出三代之夏商周，年齡之齊桓公、晉文公，以及當今的德國作為例子。在他看來，三代與德國的統一體比較堅固，而齊桓、晉文不及。德國治體的樹立，則是先立公議會，允許各國舉議員，普魯士在聯邦參議院中獨占17席，普魯士總理遂成為德意志的輔弼。在“公議會”之后設立的“公當局”，“立各國之上，雖不干預各國內治，但有公兵公律以彈壓各國。”[77]而這在康有為看來，亦類似于德國的聯邦當局，只是公當局也要經過選舉產生，不應通過帝王世襲的方法，在此意義上，公當局將超越德國所實行的二元君主立憲制。一旦能樹立公議政院，不需百年時間，即可鞏固聯邦，而平易近權的增添，可以起到減弱各國當局主權的感化，“如德國聯邦”；各國即使有世襲君主，“亦必如德之聯邦各國”。[78]考慮到康有為寫作《年夜同書》時候，世界上年夜多數國家是君主制國家，德國以聯邦合諸國的經驗，就尤其具有廣泛意義。
而要進進承平世會議室出租，則需求進一個步驟張揚平易近權，“削除邦國號域，各建自立州郡而統一于公當局者，若american、瑞士之制也。”[79]在升平世階段，各邦國另有君主、貴族之統治，但到承平世，都要改成國民的自治，而邦國也是以成為真正統一于公當局的州郡，無論是處所單位，還是中心單位，其議員和官員都由選舉產生。“于是時，無邦國，無帝王，人人相親，人人同等，全國為公，是謂年夜同。”[80]
瑞士和american盡管為年夜同世界的管理軌制供給了想象的基礎，但這兩個國家本身在走向年夜同的過程之中，卻未必都能走得很遠。正如本文在開頭所引的那樣，康有為預測，“百年中強大之必滅者，瑞典、丹麥、荷蘭、瑞士將并于德。”[81]瑞士的軌制代表著未來，但在當下的年夜國競爭之中，卻不克不及籍以強國。在1913年的《擬中華平易近國憲法草案》中，康有為再次評論瑞士形式，一方面是盛贊瑞士形式符合“群龍無首，吉”之古義，另一方面又強力反對中國采用瑞士形式。[82]american國力強盛，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將作為區域霸權，合并其他國家；但american沒有合并世襲君主國的經驗，在擴張的過程中，也必將參考德國的經驗，即通過公當局與底層平易近眾的合謀，減弱中層的世襲君主的氣力，直至將中層的世襲君主國變成通俗的處所自治單位。在走向年夜同的視野之中，中國對德國的學習借鑒，也就具有了更年夜的意義——不僅僅是要在列國競爭中保存下來，並且要在通向年夜同的國家不斷合并的過程之中，把握主動權。當然，中國本身有“造新公國”的歷史經驗，即所謂的“三代”，但對康有為來說，更鮮活的歷史經驗，是由德國的統一和聯邦制所供給的。聯邦制或許能比三代之制更好地解決合并各國過程中的禮儀的問題：“其制各國獨立，保其愛崇而不干其政，各國小君主或王或公侯皆與各年夜國同等，即與德帝亦同等，此其便人之歸合甚矣。夫使若中國之待屬國，必屈以臣禮，則情面或難之。”[83]議院和處所選舉等“封建于眾人”的軌制，無疑也比三代“封建于一人”的軌制更有時代精力，更接近未來的年夜同之世。
那么，德國這個案例，反過來對于認識康有為的“三世說”又有什么意義呢？以德國為參照，可以看到，康有為所說的“破國界”過程，最基礎不是一個溫情脈脈的過程。康有為在《年夜同書》中隱往了俾斯麥的“鐵血政策”，而僅僅呈現了德國通過聯邦制走向統一的過程，但眾所周知，沒有俾斯麥的“鐵血政策”，也不成能出現普魯士主導的德意志第二帝國的聯邦制；康有為也指出，聯邦制的表象，有利于將普魯士的主導感化正當化，使得其他各邦更能接收現狀。是以，年夜國通過操縱“列國同等”的表象來吞并其他國家，可謂是“往國界”過程的常態。而“升平世”的“公當局”“公會議”，至少請求邦國之間的情勢同等，并不請求實質同等。實質的同等，是在國民而非邦國的層面推進的。是以，在邦國的層面，“破國界”的過程，隱含著一個“以殺往殺”的邏輯，它并不請求超出國際強權政治的邏輯，只是為之供給更恰當的文飾；它也不請求對強大平易近族的平易近族主義感情進行特別的保護，后者在他的“正義世界觀”中，并沒有幾多地位可言。
當然，康有為之所以這般恬然自如地敘述這一切，跟他對中國的信念有很年夜關系。既然歐洲的蕞爾小國都能通過改革而實現繁榮，以中國的體量，只需有恰當的領導，國力的增強，絕非歐洲小國可比。這種自負支撐他走了很長的路，直到辛亥反動的發生。
四、偶像的黃昏？
“百年中強大之必滅者，瑞典、丹麥、荷蘭、瑞士將并于德。”[84]1913年，康有為剛在《不忍》雜志上發表《年夜同書》甲、乙兩部，第二年世界年夜戰即爆發，老霸權帝國英國與新霸權德國的巔峰對決延遲到來。在若干年內，北洋當局內部圍繞著能否參與第一次世界年夜戰，眾說紛紜。而康有為堅決地反對參戰。1917年，他致電段祺瑞和黎元洪，指出中國的國力缺乏以與德國作戰：“其為勝耶，則全歐危變，何況我之弱乎。其雖敗耶，然列強和議既成，德艦何難襲我，全球畏德如虎，誰能為我興師。不鑒于高麗乎？雖海牙會議，不敢受其來使，豈有興仁義之師以助高麗者乎。吾誠不忍聞德艦之炮聲震我境土。”[85]
當然，康有為持這一立場，并不僅僅是出于對德國實力的估計。1917年，他和張勛密謀復辟，而德國曾向張勛承諾，假如清朝復辟并在歐戰中堅持中立，德國將給予承認。但需求指出的是，在康有為那里，復辟事業和德國發生關聯，也并不是偶爾的。游歷歐洲之后，康有為信任，德式君主立憲軌制對德國的工業構成了強年夜的支撐，有利于德國實力的繼續上升，而這恰好給中國供給了一個絕佳的榜樣。而辛亥反動之后的蒙躲分離、各省擁兵自重、中心當局羸弱不勝的局勢，又進一個步驟減弱了他對中國的信念。康有為的預測并沒有應驗。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年夜戰結束，而康有為盛贊的德皇威廉二世逃跑到荷蘭躲了起來，毫無“英主”的氣概和膽識可言。中國參與一戰，總體上是獲利的，盡管列強在巴黎和會上將德國在山東的好處轉讓給japan(日本)，引發了中國社會的憤怒。[86]
德國政制確實支撐了德國數十年的工業化進程，可是德國的工業化反過來會產生宏大的政治風險。作為一個后發國家，德國工商業要進一個步驟發展，必定與老牌霸權英國爭奪海內市場，經濟上的牴觸最終將上升到政治層面的斗爭，這就需求德國政制進行妥當的風險治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恰是康有為盛贊的這個德國政制，在第一次世界年夜戰期間運轉不靈，德國墮入了“兩線作戰”的地步，最后一敗涂地。對這些現象，一戰之后的康有為一向堅持緘默。但是作為后來人，我們需求思慮：康有為究竟沒有看到什么？
從“事后諸葛亮”的目光來看，康有為充足思慮德國險惡的地緣政治環境，以及由此而構成的德國政制內部的最基礎性張力。
在《日耳曼沿革考》中，康有為稱日耳曼為“百戰沖要之地”。[87]在他懂得德國的歷史的時候，這一地緣政治意識貫穿始終。但在思慮第二帝國的政制的時候，這一地緣政治意識卻變得非常淡薄。而事實上，德意志第二帝國政制的軟肋，恰與其地緣政治環境親密相關。德國地處列強夾縫之中，西邊有英、法壓力，東邊有沙皇俄國的壓力，對外用兵時，總是要擔心有人從背后偷襲。是以，德國的軍事行動總是需求交際活動來保證后方無憂。而這就需求一種和諧的“文武關系”：文官當局能夠管理好內政，并為對外的軍事活動供給交際保證；軍隊能做到不盲動，尊敬交際官的結果，防止墮入兩線作戰。
在威廉一世時期，存在一個由威廉一世、俾斯麥和老毛奇配合組成的、相對和諧的“三駕馬車”。俾斯麥不僅是管理內政的高手，也是機密交際的年夜師，盡管他并不直接統軍，由于他對德國統一的功績，在軍隊內部也享有高尚權威。德皇信賴的老毛奇指揮陸軍，能征善戰，但始終有滅亡法國的執念，數次魯莽動兵，俾斯麥通過交際緊急救場，才防止給國家形成宏大風險。威廉一世作為最高領導人，對兩位當世豪杰都充足信賴，同時憑借本身的權力和權威，在文武之間起到比較好的協調感化。可是，這種相對和諧的文武關系，在威廉二世下臺之后就被打破了。由于身體和成長環境的緣由，威廉二世存在明顯的性情缺點：胸無城府，魯莽沖動，情緒波動幅度年夜，留意力不集中。據說俾斯麥對他有個評價：“皇上就像個氣球，假如不把線抓緊，就不了解他會飛哪里往。”[88]威廉二世經常由著本身的性質，打亂權要機構的常規運作，但本身又沒有真正清楚的計劃。他罷黜俾斯麥，將輔弼變成本身的直接執行者，隨意干預政務。同時，他又喜歡直接對軍隊發號施令。康有為游歷德國之時，已經感覺到這個國家的文武權力都集中到威廉二世的手中。但是，康有為并不明白的是，這位天子不僅讓德國高層政治家們頭疼，甚至也經常遭到媒體譏笑。
當然，精明強干的俾斯麥給德國帶來的影響也并不總是正面的。作為守舊派政治家，他長期壓制議會里的資產階級不受拘束派，其結果是不受拘束派多年沒有機會獲得行政經驗，發發牢騷還行，真要治國就難堪年夜用。即使在容克貴族中，俾斯麥也沒有往手把手地培養交班人，將他高明的行政和交際才幹傳遞下往，而他忽然被威廉二世罷黜，導致人才梯隊出現斷層。此外，俾斯麥強勢的領導作風，確實也給威廉二世形成了某種壓迫感，出于逆反心思，威廉二世最基礎不成能謙虛地往學習俾斯麥的政治經驗。可以說，俾斯麥是一顆刺眼的明星，但是他也壓制了其他星斗的光線。隨著他的離往，德意志的天空變得過于暗淡。
是以，一個權力比較集中、比較依賴于焦點領導者才幹的政治體系，就需求相應的配套機制來化解權力集中所帶來的風險。而交班人機制，更是重中之重。好比說，請求最高領導人必須從基層干起，并具備在多種領導崗位上的管理經驗，這就防止出現像威廉二世這樣的“內行指導內行”的情況；好比說，任期制——雖然某屆領導才能不濟，但大師多忍幾年，也就“到站下車”了，國家還可以補救。可是，在德國的二元制立憲君主制下，問題變得很難解決：君主是終身制的，沒有任刻日制；他的成長環境過于特別，年輕氣盛時掌權，已經很難再給他補治國經驗的課。君主無目光而又率性，哪怕是俾斯麥留給他一支過硬的輔政隊伍，他也做不到知人善任。而這樣的君主，大師又沒法讓他上臺，只能眼看著他折騰。
事實上，在康有為旅德期間，德國上層社會對威廉二世已有不少批評。中國的旅歐士年夜夫也有一些人認識到威廉二世的不成熟，如隨洪鈞出使德國的張德彝經歷過德國的三朝天子，對于交流老天子威廉一世以及其子弗里德里希三世評價較高，但對威廉二世評價卻很低，認為他只會“耍劍為戲”和“到處觀光”。[89]當俾斯麥被威廉二世強迫上臺的新聞傳出之時，張德彝驚呼：“畢相德國重臣……其一身之往就，關乎歐美之全局德國之國勢者，誠非淺鮮。”[90]顯然，張德彝有接觸德國下流舞蹈教室社會的渠道。但遺憾的是，由于語言和信息渠道的障礙，康有為沒有機會聽到這些直指威廉二世治國無方的牢騷。他的女兒康同璧和新夫人何旃理都不懂德語，臨時雇用的翻譯未必了解上層社會內部的辯論。而在街頭，要聽到批評威廉二世的言辭是不成能的。康有為本身就觀察到，德國的差人是管言論的，誰要在街頭發表批評天子的言論，動輒得咎。[91]是以，雖然他對德國考核最勤，對其上層政治的清楚卻很是稀疏。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天然地推斷，德國的政制是其工業突起的緣由，政治與經濟實現完善婚配，卻看不到君主的非感性已經威脅到了德國的工業體系的結果。
隨著一戰德國戰敗，晚清和平易近初“以德為師”的呼聲，漸趨降低。當然，當30年月法西斯主義興起的時候，德國曾經吸引過蔣介石的眼光。但蔣介石關注德國的來由和康有為關注德國的來由還是有很年夜差距。對蔣介石而言，希特勒樹立個人獨裁，并在國際政治中雪洗《凡爾賽和約》的恥辱，頗值效法。但康有為確實是在政治的道理層面展開思慮，德國闖進了他早已成型教學場地的“三世說”，并被建構為一個典范；這個典范掉敗了，但“三世說”依然延續。只是一戰之后的康有為已沒有心力對這個范例的掉敗做出充足的解釋。
五、從德國到“周全小康”
康有為“押寶”于德國卻遭受慘敗，能否意味著他以德國為例所闡發的在“國競”中“往國”的理論視角完整失了呢？生怕并非這般。假如單單從情勢上來看，經歷過兩次世界年夜戰，世界上國家的數量是增多了而不是減少了，因此看起來似乎是與康有為的觀察是相反的。可是我們假如看的不是情勢上的法令主權，而是每個國家的中心當局安排本身國家命運的才能，那么可以說，“往國”是一個正在進行之中的進程。而這意味著，康有為所提出的在“國競”中“往國”的話題，有“接著講”的價值。
20世紀國家數量的增多，跟一系列帝國的崩潰親密相關：一戰導致奧斯曼帝國、奧匈帝國與俄羅斯帝國的崩潰；二戰則導致西歐列強（尤其是英國）的殖平易近帝國的崩潰；冷戰結束又導致了蘇聯和南斯拉夫這樣的多平易近族國家的崩潰。二戰之后舞蹈場地樹立的國際次序，對情勢上的法令主權保護比二戰之前更完備。新樹立的聯合國設置了“公會議”，并有“公當局”的雛形（好比能派出維和部隊），雖然經常由于內部門歧而無法做出有用決定，但至多還能避免其成員國之間發生光禿禿的滅國行為。[92]霸權國家的侵犯戰爭當然時有發生，但凡是都要培植一個傀儡政權來欲蓋彌彰，這與二戰結束之前侵犯戰爭中動輒滅國的現象比擬，有很年夜的改變。同時，核兵器的擴散，使得像朝鮮這樣夾在年夜國之間的小國與窮國，也獲得了與其底本實力不相稱的威懾才能，從而為本身贏得了自立的空間。
可是，假如追問在這么多國家中，畢竟有幾多真正具有獨立自立的才能，我們就能看到一幅分歧的圖景。在美蘇爭霸的冷戰時期，american陣營中的japan(日本)、西歐、澳年夜利亞等，以及蘇聯陣營中的東歐國家，都算不上獨立自立。反而是工業基礎更單薄的中國，由于中國反動所打造的強無力的國家才能，并憑借著勒緊褲腰帶搞出來的“兩彈一星”，構成美蘇之外的第三極。冷戰結束之后，american成為獨一的超級年夜國，不少原處于蘇聯霸權之下的國家，也轉而被american所俘獲。在新時代，霸權的實現很少需求通過領土的占領，而可以通過科技、產業、金融、動力、糧食等方面的優勢來實現。在新的時代，小國越來越難于獨立自立：由于生齒規模和市場容量無限，小國凡是只能在國際產業鏈條中承擔很是無限的環節，從而遭到產業鏈的組織者的主導，很不難遭到國際市場波動的影響；在一個研發越來越“燒錢”，越來越需求年夜規模的橫向一起配合的時代，只要生齒與市場規模宏大的工業化國家才有能夠開展較為周全的科技研發，而其本身龐年夜的內部市場和消費才能，也為研發供給了持續不斷的動力。好比說，歐洲缺少通用語言，各國文明市場存在語言樊籬，從而給互聯網的發展帶來極高的本錢，這導致的結果是全球市值最高的20家互聯網公司中，歐洲國家一家都沒有。年夜國的科技研發才能，已經日益轉化成為國際政治中的安排才能，好比說，當霸權國家在為其他國家供給互聯網、全球衛星定位系統服務的時候，后者對這些服務的依賴，就使前者獲得了非同尋常的把持力。
在這種局勢之下，小國想要晉陞本身的自立發展才能，就需求打造一些一起配合平臺，如建構區域統一市場，進行跨國科研一起配合，等等，這就成為區域一體化的動力。歐盟就是區域一體化的一個好例子，有歐洲議會這個“公會議”，並且有一個比聯合國更強的“公當局”，盡力打造統一市場，推廣統一貨幣，下降經濟運營本錢，在許多嚴重問題上實現成員國步調分歧。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已經不克不及將歐盟的成員國視為完整的主權國家了，因為它們的主權已經遭到了一個超國家實體的限制。一個“往國”的過程，在歐盟這里，已經實實在在地發生了。當然，“一體化”進程不會一帆風順，好比說，今朝的歐洲難平易近危機，已經使得申根協定出現發展，許多國家懷疑歐洲一體化的勢力正在上升。可是，只需像中國與american這樣生齒規模宏大、市場統一的年夜國繼續堅持發展優勢，歐洲的這些中小國家就存在實實在在的抱團發個人空間展的需求。假如抱團發展的戰略掉敗，其結果能夠是加快地被邊緣化。而在其他區域，則已經有不少存在“公會議”的區域性國家聯盟，如非盟、阿盟、東盟、拉美及加勒比國家配合體、上合組織，等等——當然，一切這些組織都沒有歐盟走得那么遠。區域性國家聯盟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結合，可以形成一個彼此嵌進的好處結構，在很年夜水平上緩解當地區的“國競”，從而將競爭逐漸晉陞到國家集團的層面。
在此可以將康有為的思慮進一個步驟抽象化，即：某一個政治單位完整有能夠同時體現“國競”和“往國”的二重性。假如康有為能夠看到“冷戰”的展開，也許他會在american和蘇聯兩個年夜國身上看到這種二重性。兩個年夜國都通過聯邦制整合了眾多的邦國，并各自通過一個國際條約體系，統率著一系列衛星國。冷戰時期american頻繁干預其盟國內政，而勃列日涅夫針對“社會主義大師庭”的成員國，直接提出了“無限主權論”。假如兩年夜陣營能各自打造出卓有成效的“公當局”，在康有為看來，當然是距離“往國”更近一個步驟——正如在《年夜同書》中所看到的那樣，康有為視霸權為“往國”的公道東西。只是作為中國人，他當然盼望中國在“往國”的過程之中飾演積極能動的腳色，而不是淪為其他霸權的犧牲品。
毛澤東遭到康有為《年夜同書》的深入影響，已是學界定論。不過毛澤東在《論國民平易近主專政》中明確說過，“康有為寫了《年夜同書》，他沒有也不成能找到一條到年夜同的路。”[93]那么，通往年夜同的途徑又是什么呢？在這方面，毛澤東無疑是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世界反動”理論的繼承者，信任“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對抗”，是以，依附霸權是無法實現真正的“年夜同”的；天下一家的真正基礎是全人類的束縛。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樹立在生產力發展成熟基礎上的世界無產階級反動，距離天下一家已經很近；列寧堅持了世界反動與天下一家之間的關聯，但由于其反動路徑是在帝國主義的單薄鏈條上率先衝破，從一國反動到世界反動再到天下一家的途徑，當然比馬恩設想的加倍復雜。而在毛澤東這里，世界反動的進程又進一個步驟復雜化了。因為大批殖會議室出租平易近地半殖平易近地國家起首需求完成國家的獨立和平易近族的束縛，其次才談得上社會主義反動。世界反動的標的目的沒有變，但它將包含分歧發展水平的國家在分歧階段的反動，彼此之間構成共同，配合打擊帝國主義國家這個配合的敵人。
1956年蘇共二十年夜提出“三和路線”：與東方國家戰爭共處；在戰爭競賽中超過american；強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可以通過議會途徑戰爭獲得政權。這一路線在很年夜水平上偏離了列寧的“帝國家教主義必定帶來戰爭”的理論，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惹起爭議。在“三和路線”之下，赫魯曉夫請求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對外政策服務于蘇聯的國家好處，而當時中國執政鮮、臺海、越南都面臨著與帝國主義列強的斗爭，并不認同蘇聯對世界局勢緩和的判斷。在1957年11月22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試圖區分國家的交際政策和黨的對外關系：“從交際政策和國與國的關系方面來講，應該樹立在戰爭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這是正確的。可是，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個共產黨的對外關系的總路線，就不克不及只限于戰爭共處。因為這里還有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彼此支撐、彼此幫助的問題；還有執政的共產黨，也就是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支撐世界反動的問題，聲援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執政的共產黨的問題；還有支撐殖平易近地、半殖平易近地獨立運動的問題；還有支撐整個國際工人運動的問題。總之，還有一個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問題。所以不克不及把戰爭共處作為一個黨的對外關系總路線。”[94]在這里，毛澤東試圖以黨的國際主義實踐，繼續推進“世界反動”。
接下來，中國強無力地支撐亞非拉國家的平易近族平易近主反動。在中蘇兩國決裂之后，中國同時反對美蘇兩年夜霸權，在“第三世界”樹立廣泛的統一戰線，所支撐的既有當地的共產黨，也有平易近族主義勢力。“輸出反動”獲得的結果之一，就是1971年中華國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席位。中國作為美蘇之外的“第三極”在國際上發揮感化。在1972年尼克松訪華之后，中國“反帝”的重點轉為“反蘇”。但與american進行具有現實主義顏色的一起配合，并不是站到american的立場上。中國力促american結束在中南半島的侵犯戰爭，向東南亞的反動輸出也在繼續進行。毛澤東的政治現實主義，是在堅持其政治原則條件下的權變，并不料味著對政治原則的放棄。他向廣年夜亞非拉地區廣泛輸出中國的反動經驗，但“世界反動”最終若何導向“天下一家”，毛澤東并沒有勾畫出一條清楚的軌跡。
向著“年夜同”的突進在70年月末結束了。1978年10月鄧小平在訪問新加坡時，向李光舞蹈場地耀承諾結束對東南亞的反動輸出。1979年1月中美建交。1979年12月6日，鄧小平在會見japan(日本)輔弼年夜平允芳時，提出“小康”的現代化目標。“世界反動”淡出了中國的政治話語。中國更關注于本身的經濟發展，而對外政策的目標變成了為經濟建設而保駕護航。假如說樹立在“世界反動”條件下的交際，是以清楚區分敵我為條件的，新時代的交際，敵我區分日益含混化。
與“年夜同”一樣，“小康”一詞來自《禮記•禮運》，但假如不是因為康有為的從頭解釋與推廣，這兩個詞生怕很難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詞匯。當然，鄧小平只是“借用”了“小康”這一表述，并沒有證據表白他明白這一詞匯在康有為那里更為周全的意義。在康有為的視野中，尋求“小康”，實際上是從“據亂世”向“升平世”過渡，仍在“國競”之世，但可以摸索國家的聯合。我們可以看到，“小康社會”目標提出之后，中國以“被開除球籍”的緊迫感建設本身的硬實力，在交際上則長期“韜光養晦”，防止其他國家對中國硬實力的增長產生敏感。這可以說是一種更為純粹的適應“國競”時代的姿態。但到了明天，隨著中國經濟體量的增長，僅靠“悶聲年夜發財”，已經不成能打消其他國家對“國競”的敏感。于是，“韜光養晦”的提法逐漸淡出。隨著新任中國領導人提出“亞洲命運配合體”“人類命運配合體”等概念，中國更積極主動地參與國際規則的制訂，共和國前三十年與亞非拉緊密接觸的歷史記憶，也在被陸續喚醒。
冷戰已經結束二十多年，在當下歷史條件下，當年那種朝向“年夜同”的突進不太能夠再次出現。但回顧康有為的“三世說”，也許恰好可以幫助對“周全小康”這一目標構成一些新的懂得。在剛提出“小康”的時候，“國競”必定是領導人的焦點關注。但既然從據亂世到升平世的過渡，是一個“在國競中往國”的過程，在接近“周全小康”的時候，“往國”的維度完整可以獲得進一個步驟的凸顯。當下的中國正在借助經濟全球化的氣力，拉近本身與一系列分歧類型國家的距離；盡管中國依然嚴格堅持對主權原則情勢上的尊敬，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推進的確在減弱諸多國家把持生齒、信息和資源跨境流動的才能。這個時代不乏種種區域性論壇或“公議會”，所完善的是區域性的常設執行性組織。歐盟可以說供給了一個建設區域“公當局”的范例，其聯合的過程甚至比19世紀德國的統一過程加倍戰爭。假如亞洲能有類似的創舉，而中國能在此中有所作為，必是康有為所樂見的氣象——這恰是他所描繪的“升平世”，或“小康”的特征。這需求中國更積極發揮本身經濟的區域整合才能，也必定請求中國超出“平易近族復興”的話語，通過將本身建構為一種更高的廣泛性的代表，來推動區域次序的重構。
六、余論
康有為在20世紀初對德國未來走向的預測掉敗了。明天的德國雖然工業實力依然雄厚，但在互聯網反動中未占先機，生齒老齡化，在政治上又背負繁重的二戰歷史累贅，只能借助困難重重的歐盟一體化事業來實現本身的政治抱負。在種種晦氣條件之下，德國在近期成長為全球政治年夜國的盼望相當迷茫。但即使是這樣一個掉敗的案例，也能幫助我們進一個步驟懂得康有為所提出的國際次序道理，進而從頭思慮中國當下的“周全小康”目標：假如說從“據亂世”向更高的階段的過渡，自己就是一個在“國競”中“往國”的過程，那么從“小康”到“周全小康”，也將隱含著“往國”維度的進一個步驟凸顯。
從討論德國到“周全小康”，本文對康有為的思慮，分歧于近年出現的將康有為與20世紀中國反動對立起來的守舊主義路徑。在我看來，20世紀中國反動實際上選擇性地繼承了康有為的思惟遺產。恰是因為這種選擇性繼承的存在，康有為的一些論述，依然與當下的許多實踐存在著高度的相關性。思慮和提醒這種相關性，有助于我們“通古今之變”，最終指向的是新的世界次序之下中國主體性的建構。
注釋：
[1]《日耳曼沿革考》，《康有為選集》第8集，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2007年版，第235頁。
[2]《年夜同書》，《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132頁。值得一提的是，這段文字未見于更早時期的《年夜同書》手稿，是以極年夜的能夠是，康有為遍考歐洲，對德國產生了新的判斷，在出書的時候加上此段文字。
[3]《補德國游記》，《康有為選集》第8集，第336頁。
[4]康同璧編：《南海師長教師年譜續編》，《康有為自編年譜（外二種）》，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147頁。
[5]《補德國游記》，《康有為選集》第8集，第336頁。
[6]《擬中華平易近國憲法草案》，《康有為選集》第10集，第41頁。
[7]《日耳曼沿革考》，《康有為選集》第8集，第235頁。
[8]眾所周知，康有為借助對儒家經學的重構闡發了其基礎道理，但本文并無意參與當代新儒家內部的正統性之爭。退一萬步講，即使《年夜同書》是一個墨家甚至佛家的文本，也不會影響它對后人的啟發。主要的是，康有為借助一種思緒進路，系統思慮過當代世界次序的劇變，而這種思慮對于明天是有啟發的。
[9]《德國游記》，《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407頁。
[10]《補德國游記》，《康有為選集》第8集，第340頁。
[11]《日耳曼沿革考》，《康有為選集》第8集，第237、241頁。
[12]《德國游記》，《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411頁。
[13]《德國游記》，《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411頁。
[14]《日耳曼沿革考》，《康有為選集》第8集，第239-240頁。
[15]《德國游記》，《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418頁。
[16]《德國游記》，《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451頁。
[17]《德國游記》，《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447頁。
[18]《法蘭西游記》，《康有為選集》第8集，第197頁。
[19]《德國游記》，《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438-439頁。
[20]《德國游記》，《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436頁。
[21]《德國游記》，《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43頁。
[22]《日耳曼沿革考》，《康有為選集》第8集，第202頁。
[23]《物質救國論》，《康有為選集》第8集，第100頁。
[24]《德國游記》，《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433頁。
[25]《德國游記教學》，《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433頁。
[26]《日耳曼沿革考》，《康有為選集》第8集，第257頁。
[27]《補奧游記》，《康有為選集》第8集，第384頁。
[28]《奧政黨考》，《康有為選集》第9集，第292頁。
[29]《與同學諸子梁啟超級論印度亡國由于各省自立書》，《康有為選集》第6集，第334-349頁。
[30]《德國游記》，《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431頁。
[31]《物質救國論》，《康有為選集》第8集，第95頁。
[32]《物質救國論》，《康有為選集》第8集，第89頁。
[33]《希臘游記》，《康有為選集》第8集，第461頁。
[34]《德國游記》，《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408頁。
[35]《德國游記》，《康教學場地有為選集》第7集，第440頁。
[36]《德國游記》，《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439-440頁。
[37]《德國游記》，《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439-440頁。
[38]《德國游記》，《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439-440頁。
[39]《德國游記》，《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439-440頁。
[40]《德國游記》，《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441-442頁。
[41]《德國游記》，《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442頁。
講座場地[42]《英國惡士弗、監布烈住兩校參觀記》，《康有為選集》第8集，第59頁。
[43]《德國游記》，《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448頁。
[44]《德國游記》，《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459頁。
[45]《法蘭西游記》，《康有為選集》第8集，第169頁。
[46]《法蘭個人空間西游記》，《康有為選集》第8集，第163頁。
[47]《法蘭西游記》，《康有為選集》第8集，第163頁。
[48]《德國游記》，《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442頁。
[49]正如杰奧瓦尼•阿瑞基指出，英國企業高度內向、高度疏散和高度分類的結構，構成了其依照德國或american方法進行公司改組的重要障礙。它不僅為限制競爭而進行的橫向合并變得困難，並且還妨礙英國企業捉住機遇，通過對牛產和交換過程所劃分紅的連續活動的進一個步驟計劃和聯合來下降單位本錢。見[意]杰奧瓦尼·阿瑞基：《漫長的20世紀》，江蘇國民出書社2001年版，第335頁。
[50]《德國游記》，《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442頁。
[51]《德國游記》，《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442頁。
[52]《德國游記》，《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459頁。
[53]《德國游記》，《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443頁。
[54]《物質救國論》，《康有為選集》第8集，第77-79頁。
[55]《物質救國論》，《康有為選集》第8集，第93頁。
[56]《物質救國論》，《康有為選集》第8集，第94-95頁。
[57]《德國游記》，《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444頁。
[58]見[德]卡爾·艾利希·博恩等：《德意志史》第3卷，張載揚等譯，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410-411頁。
[59]《德國游記》，《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444-445頁。
[60]《希臘游記》，《康有為選集》第8集，第465頁。
[61]《德國游記》，《康有為選集》第8集，第416頁。
[62]《荷蘭游記》，《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495頁。
[63]《德國游記》，《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444頁。
[64]《德國游記》，《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446頁。
[65]《德國游記》，《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445頁。
[66]《德國游記》，《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445頁。
[67]《奧政黨考》，《康有為選集》第9集，第293頁。
[68]《德國游記》，《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444頁。
[69]有統計表白，從1894年到第一次世界年夜戰戰前，天子每年只要年夜約47%的時間呆在柏林和波茨坦，此中又只要20%時間留在柏林，其余時間都在各地巡游。See Isabel V.Hull,The Entourage of Kais舞蹈場地er Wilhelm II,1888-1918,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1982,pp.33-40。
[70]《德國游記》，《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445頁。
[71]當然，“央地關系”是明天的概念，從清朝本身官制而言，中心各部與行省是“內外”關系。
[72]《廢省論》，《康有為選集》第9集，第362頁。
[73]《廢省論》，《康有為選集》第9集，第358-361頁。反對“聯省自治”是康有為一貫主張。直到1922年曹錕執政立憲時，康有為仍建議將自治單位放在省級單位以下，不成學american而行“聯省自治”。見《覆曹錕等書》，《康有為選集》第11集，第196-201頁。
[74]《廢省論》，《康有為選集》第9集，第370頁。
[75]《年夜同書》，《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129頁。
[76]《年夜同書》，《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129頁。
[77]《年夜同書》，《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130頁。
[78]《年夜同書》，《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136頁。
[79]《年夜同書》，《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130頁。
[80]《年夜同書》，《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130頁。
[81]《年夜同書》，《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132頁。
[82]《擬中華平易近國憲法草案》，《康有為選集》第10集，第41頁。
[83]《德國游記》，《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448頁。
[84]《年夜同書》，《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132頁。
[85]《致北京電》，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977頁。
[86]徐國琦：《中國與年夜戰》，馬建標譯，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版。
[87]《日耳曼沿革考》，《康有為選集》第8集，第235頁。
[88]Frederick Ponsonby(eds.),Letters of The Empress Frederick,London:Macmillan,1929,p.363.
[89]張德彝：《五述奇》第9卷，1901年鈔本，第54頁。
[90]《五述奇》第10卷，第36頁。
[91]《德國游記》，《康有為選集》第7集，第447頁。
[92]聯合國成立之后，發生過印度吞并錫金的工作。印度與錫金原均為英殖平易近主義者把持，后印度獲得獨立，但錫金未獲得獨立，沒有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而被印度所把持，最后淪為印度的一個邦。而不丹盡管在實質上淪為印度的附庸，但成為了聯合國的會員國，因此能從情勢上堅持獨立。
[93]《論國民平易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國民出書社1960年版，第1476頁。
[94]吳冷教學場地西：《十年論戰》，中心文獻出書社1999年版，第152頁。
責任編輯：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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